书名《吾国教育病理》
作者:郑也夫
出版者:中信出版社
没必要把杨东平、陈丹青、易中天、熊丙奇等人的举荐醒目地挂在封页上,我知道他们都是“大咖”,但又怎么样?在我们周围,数落中国教育的人不少,但陈词滥调居多。好在郑也夫能深吸一口气,拈起两根兰花指号脉,然后剥笋去壳般地把病情娓娓道来。这至少证明他不是一个“游医”,也没有拉大旗作虎皮。
最早看郑也夫谈论教育,是在《南方周末》上。有一篇文章里,他这样写道:美国教学教育的特征分化,它牺牲了多数学生的数学能力,却并未牺牲尖子的数学能力。而中国数学教育的后果为“扁平化”,中低潜力学生的数学能力得以提升,但牺牲了潜力优异学生的发展。中美两相比较,他以为中国的损失更大。
这话在理,我就一直纳闷:那些连“九九乘法口诀”都不会、算数基本靠掰手指的老外怎么就能拿下那么多诺贝尔奖?在《吾国教育病理》一书中,郑也夫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:是基因决定了动物的模仿比起创新更具有压倒性优势。言下之意,如果教育无法培养学生的兴趣,让他们学会质疑、用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生活,那么创新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而我们的学校恰恰习惯设置各种条条框框,组织学生去作精神上的流浪。
似乎也解释了,为什么一流科学家、诺贝尔奖获得者通常不是考试中分数最高的学生,诗文比赛中的优胜者也鲜能成为诗人、文豪,就像辍学的莫言、退学的韩寒……有时候跳出体制外,可以不在约束中,得到某些人所谓的“天启”或与自然的“对话”。这种野地里的生活与学习,对一个学生的成长甚至成才都是大有裨益的。
但有多少家长会把学生放逐在天际间,任他闲云野鹤、自由逍遥?用郑也夫的话来说,教育生态是“军备竞赛”,突出的反映就是学校不断做大、特别强势,几乎吞噬和扭曲了社会上的其他教育机构。
我常想,三味书屋里手持戒尺的先生,还有仙台的藤野严九郎固然是鲁迅的老师,但是那个手捏一柄钢叉的闰土、细脚伶仃的杨二嫂、会将鬼故事的长妈妈等人,又何尝不在用生命教育者他。我们感叹学校太大,是因为学生的生活圈太小、兴趣太窄、考试外的习得太少,以至于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再回首时,满嘴都是苦涩。
除了学校,如果这个社会里还有其他形式多样、指向不同的各类机构在分担着学生的思想、道德与文化教育功能,那么就一定能丰富教育生态的多样性,可以阻止功利主义的迅猛传播。是他们连同那些胜负心极强的学校组成了“巨无霸”,一道扭曲与异化“育人”这个教育的终极目标。这样的教育机构越多、越大、越火,也就意味着学生可以自由呼吸、任意遐想或静心沉思的空间也就越小,他们就越不可能做成自己。
有时候,我们会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。虽然学校规模不大、设施薄弱、教学质量也差强人意,但不会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,把校内的考试竞争传导到校外,从而引发激烈的博弈。在这样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里,没有那些巨大的噪音,学生们容易听得见“内心的声音”。
(转载自《浙江教育报》,作者:王东)